龙殇三部曲要让巨龙重返人间
龙，是古人对鱼、鳄、马、牛等动物和云雾、雷电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它开天辟地。它繁衍万物。它为千秋万代造福。它是团结、和谐、吉祥的象证。它的精神伟大。它的图腾光辉……然而，给华夏大地带来福祉的“龙”，却背负了太多的辎重与病灶，留下了太大的亏空和阴影。
今天，作为龙的传人，是不是要创造一个更为自由的生存空间，是不是要站在更为广阔的全球背景中去审视过去的一百年、一千年、五千年龙的兴衰史？
《龙殇三部曲》要让巨龙重返人间
书名：《龙湾滩》、《龙凤旗》、《龙之雾》
作者：倪景翔
出版：华夏出版社
几经周折，《龙殇三部曲》——《龙湾滩》、《龙凤旗》和《龙之雾》终于付梓。在感到喜悦之余，又掺杂着几分遗憾和惶惑，因为作品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更因为书中所涉及的种种历史与现实……
三部小说的故事发生的时间前后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在这一百年中，中国发生了许多的重大事件：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在一场场喧哗与骚动之中，各种各样的人物纷纷登场亮相，正是在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人物身上，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心史。
在构筑这部贯穿百年的小说时，我并没有像划线似的从头至尾捋顺延伸而来，而是在这百年的“线条”上，分别截取了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中、20世纪末三个历史阶段为样本，以这些在样本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为背景，让小说人物相继出场表演。另外，这三部小说，还在题材上选取了三个不同的领域：民族工业、战争、变革中的农村。正是通过这些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人物现身说法，揭示了清末、民末的内忧外困及新中国在“走进新时代”的征途中显露出的龙飞与龙潜、龙威与龙困，显露出龙的传人复杂浑沌的内心世界。
《龙之雾》的主人公朱莲芬，在“工业强国”风潮的感召下，毅然辞官办矿。但他在洋人、朝廷、地主、黑社会、窑工等各种势力的钳制和围困下，如同身上绑上了无数条索链，行走艰难，只能仰天长叹，无奈地接受失败的命运。
《龙凤旗》的主人公孔昭棠，在“国恨家仇”的推动下，倾家荡产，自买武器，拉起一支民众队伍抗击日本侵略者。但这位深明大义的抗日英雄，在和日军战斗的同时，还要不得不和汉奸、土匪、国民党等数支中国人的队伍周旋。不但要战斗于“前线”，还要辗转于“后方”，最后还是倒在自己亲兄弟的枪口下。
《龙湾滩》的主人公雷龙，一个典型的农村干部形象。他打着为村民干实事干好事的旗号，大搞形象工程“沙河改道”，虽然把龙湾滩糟蹋得不成样子，却能飞黄腾达，终于熬成了吃皇粮的“龙”。
这三个故事和其中的人物虽然只是这百年“长线”上的几个“小点”，但我却把这几个“小点”看作是这百年“长线”的切片。
《龙之雾》、《龙凤旗》以主人公最后的落败或殒命带着浓郁的悲凉气氛收场，《龙湾滩》则以主人公带黑色幽默意味的升迁结局，一百年的悲喜反复，有变，有不变，究竟说明了什么？
面对着《龙殇三部曲》，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捆绑在朱莲芬身上的那一条又一条粗大的铁索链；耳边总是响起孔昭棠当他被自家兄弟的枪弹射中时那“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呼喊声；眼前看到的总是雷龙那该罚未罚反被提拔重用而感到困惑和自嘲的脸……
如果有读者问：你想说什么呢？
我觉得千头万绪，却又感到无话可说。
我的思绪纷乱：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义和团为什么会兴起？孙中山为什么要加入同盟会的人宣誓效忠于他？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在外敌入侵时和未入侵时为什么会有内战？无数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打翻在地？又为什么要一次次地搞那些非理性的运动……
也许这一切，都缘因于那笼罩在我们头顶的“龙”。
龙，是古人对鱼、鳄、马、牛等动物和云雾、雷电等自然天象模糊集合而产生的一种神物。它开天辟地。它繁衍万物。它为千秋万代造福。它是团结、和谐、吉祥的象证。它的精神伟大。它的图腾光辉……然而，给华夏大地带来福祉的“龙”，却背负了太多的辎重与病灶，留下了太大的亏空和阴影。
今天，作为龙的传人，是不是要创造一个更为自由的生存空间，是不是要站在更为广阔的全球背景中去审视过去的一百年、一千年、五千年龙的兴衰史？
《龙湾滩》、《龙凤旗》、《龙之雾》，倪景翔著，华夏出版社2007年3月出版，总定价：118元
赵月斌评论：
《龙殇》：龙与人的苦痛牵缠
最近，倪景翔的代表作《龙殇三部曲》（以下简称《龙殇》）由华夏出版社正式推出。该系列作品包括《龙湾滩》、《龙凤旗》、《龙之雾》三部长篇小说，洋洋百万余言，充分展示了作家的创作实绩，其厚重足可反照历史，其质理亦可审视现实，堪称中华民族百余年心理变迁的心灵史。
从形式上看，《龙殇》三部小说各为独立文本，不仅人物互无关联，故事情节互无交涉，而且时间跨度大、背景也有强烈反差，称以“三部曲”似显牵强，但是，若从其内蕴着眼，自可发现它们血肉交融，经络相通，神魂呼应，完全可以构成一部穿越时空、浑然一体的警世之书。
首先，《龙殇》营造了典型的叙事环境，为结构故事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回首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真可谓头绪纷乱、百味杂陈，且不说无足轻重的小是小非，仅一发千钧的大事件、大变局就难以历数，若完全遵行历史原貌敷衍一部“百年演义”，恐怕穷极一生，酿千千万言，也难面面具到，更难抓住关键。倪景翔则是举重若轻，删繁就简，以裁两头、断中间的方式，分别截取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中和二十世纪末三个标本式的历史时期，讲述了三个生发于历史/现实，又超越了历史/现实的别样故事。这样，三部小说就涵盖了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深刻揭示了清朝末年、抗日战争时期的内忧外困以及新中国在走进新时代的征途中表现出的冲劲与拘限。有了这样的典型环境，就为小说文本构筑了坚实的成长根基，使整部作品具备了浑厚的史诗气象。
其次，《龙殇》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借人物命运展示了复杂的国民性。阶级学说认为，只要阶级社会存在，就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哪个阶级当权，便会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上人，他们掌握国家机器，占据公共资源，而处于下层的被统治阶级，则要维护自身利益，要与统治阶级产生对抗乃至斗争。倪景翔的小说自然也写到了阶级对立，写到了阶级冲突，但他的着眼点显然不在于此。《龙殇》所塑造的三个主人公，应该说都是统治集团的一员，即使不再握有公权，也属于社会精英，是他们那个社群的上层，但是这三个人物又都无一例外地处于上层的边缘，都是统治集团的外围人物：雷龙是乡村干部，虽也是党支部书记，掌握一个村的大权，却未进入“官”的序列，其正式身份仍是一介“村民”；孔昭棠虽也做过国民革命军的师长，却已解甲归田，有名有望而无权无势，其正式身份乃一名“乡绅”；朱莲芬则是辞官办矿的前天津道台，现中兴公司的“矿头”，其正式身份为一位“商人”。所以，虽然他们都站在统治阶级一边，却都不是“国家干部”，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他们会以统治者的姿态煊赫特权，另一方面，他又会不得不谄媚于货真价实的统治者，因此，便集“官性”与“奴性”于一身，有时气吞山河似蛟龙出水，有时夹着尾巴如丧家之犬，呈现出既分裂又统一的人格特征。当然，作者并非孤立地、简单地写这一类人，而是以他们为坐标，既归拢其同类，又旁及其对立面，不但写了一大批这种处于夹层的“中间派”，而且调用大量笔墨，着力渲染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官/民)之间的斗争与妥协，同时也对各阶级/阶层的内部的分化或和解给予了生动的勾描刻画，从而使众多的小说人物各就各位，各守其责，不仅个性鲜明，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而且相互掣肘，暗中颉颃，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大大小小的人物，成为拷问传统精神的生动参照。
因之，更为重要的是，《龙殇》提供了一份深邃的心灵档案，让我们看到了“龙”，也看到了人，看到了“龙”可以让人“德配天地”，也可以让人走火入魔，变成一条通吃天下的“贪食蛇”。我们知道，“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古老图腾，既有其祥瑞之象，也会威风凛凛，乃至狞厉凶暴。过去，“龙”被最高统治者定为至高无上的专有象征，大概也与其擅长张牙舞爪、翻云覆雨有关，人们对“龙”的敬畏感、恐惧感或许远远大于对它的认同，所谓“龙的传人”也只是随流行歌曲唱响的一句大话。“龙”是什么？它是我们的祖先想象出的一种神秘偶像，是积淀在我们民族心理中的一个象征物，它与天地同在，睥睨万物，让我们供奉尊崇，顶礼膜拜，始终与人间隔着不可逾越的距离。因此，“龙”代表了足够的高度，也规约着有限的尺度，成为传统文化中一道看不见的防线，为儒家思想所主导的道德伦理指明了信仰方向，也充当了既有威慑力又有感召力的守护神。然而曾几何时，我们不但破除了“封建迷信”，也破除了对“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崇尚；我们挖掉了祖宗的灵寝，放逐了先人的灵魂；我们捣毁了龙庭圣府，却把龙椅藏到了心里；我们终于赶走了龙王爷土地爷，自己做起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人”。这时，“龙”被扯下“神”的灵位，堂而皇之地与“人”合谋，转瞬间把我们变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者、掘墓人。
具体地，循着《龙殇》的时间线索，能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精髓在迅速流失，而现代性的人文精神乃至最起码的人本观念却难以深入人心，一些原本为世人不齿的反人性、无公德、非正义的思想行为反倒大行其道，人们只强化了“龙”的尖牙利爪，抛却了它应有的体恤、包容的心肠。借助《龙之雾》、《龙凤旗》、《龙湾滩》三部小说，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朱莲芬、孔昭棠、雷龙等主要人物，确乎都当得上“时代凯模”，他们都带着显明的时代烙印，不仅反映了“个我”的价值取向，更带有应时而动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作为“龙”的追随者，他们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使命感，而且确乎身体力行地为“龙”卖命，为“龙”牺牲，然而细加比较，却可发现他们和卖命和牺牲又相去甚远，各有耐人寻味之处。应当说，三个人都是响应“大局”，都是尽“小我”之力肩负起了历史重任，这正符合精忠报国的传统价值观，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这些一脉相承的豪言壮语表明，只要是为国为民，个人行为就可进入宏大叙事，即便不崇高不英雄不伟大，也是光荣的正确的进步的。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三部小说也分别发出了它的“时代强音”：《龙之雾》讲的是变法图强，实业救国；《龙凤旗》讲的是全民抗战，救亡图存；《龙湾滩》讲的是发展再发展，中华民族大复兴。紧扣各自主题，晚清戊戌变法前后，朱莲芬主动放弃仕途，向皇帝请缨去经营煤矿，遇到的却是重重阻力和压力，最后只能无奈地接受失败的命运，从高高的矸石山一跃而下；日本侵略者大军压境之际，孔昭棠为报家仇国恨，主动树起了民间抗日大旗，却还要时时抵防自己人，最终仍未免死在亲兄弟的枪下；而离我们最近的雷龙，则是要弄出点大动静，虽也遇到了干扰、阻挠，却远比朱、孔幸运——非但毫发无损，而且熬成了吃皇粮的“龙”，挤进了统治阶级的阵营。
以主旋律的标准衡量，《龙殇》的三个主人公都可评为“正面形象”，虽然难免各有瑕疵，但是就效忠本阶级、以国家大局为重、维护统治集团利益这套道理而言，他们无疑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一个”。可以说，三部小说都包涵了一条“个人奋斗”与“国家大道”相汇通的隐线，作者所揭示的则是不同时局下不同的个人选择所产生的反差与对抗。很简单，你可以用好的和坏的，对的和错的，正面和反正来区分他们，比如朱莲芬相对于外国特务，孔昭棠相对于汉奸走狗，雷龙相对于弄权寻租的白金龙、白金满。不过，这种横向的二分法显然不足以考量发生在民族心理深处的剧变。关键在于，如何纵看待《龙殇》的百年史？如何从“龙”与人的苦痛牵缠中将“人”与龙分开？如何让人从容、适意地独立于天地之间？
我们看到，在《龙之雾》的时代，“身处庙堂、在朝为官”还是可令中国人终成正果的不二法门，朱莲芬能够打破这种窠臼，到官场之外寻求自身价值，不能说不是对传统的一种“反动”。虽然这种“反动”仍以效忠于皇上、朝廷为原动力，他身上也未除掉“官”的流弊，但其“实业强国”的远大抱负则勿庸置疑，仅这一出发点即值得彰扬，至少他尽大可能地发挥了自身能动性，践行了“兼济天下”的封建士大夫精神。
进入《龙凤旗》的时代，因社会动荡，“独善其身”遂成趋利避害的良方，孔昭棠能毅然毁家抗日，也是对成规的一种“反动”。虽然他的原动力源于家门不幸，但是当个人恩怨放大到全民族的救亡事业中，他的“反动”就成为义举，成为国家正义的一部分，因此，他也完全抛却了卑微的“小我”，作为顶天立地的卫国军司令冲到了枪林弹雨中，他找到了终极价值，他已不惜献出生命。
到了《龙湾滩》的时代——即当下，社会经济空前发展，综合国力逐年上升，人们远离了生死存亡之虞，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雷龙亦不必冒险“反动”，只要追随举国大发展潮流，好好为人民谋幸福就对了。不错，他的出发点正是如此，正是要“办实事办好事，让全村人过上好日子”，但是，结果却是毁河、毁田，开发、污染，把他的生身之地糟蹋得满目疮痍。可见，他不是没有“反动”，而是非常可怕的“反动”，反自然平衡而动，反群众利益而动，这种“反动”恰恰触伤了我们生存的根本，触伤了我们心灵中最为宝贵的底线。然而，尽管如此，用政绩、GDP铺成的天梯却能送雷龙直上云霄，让他心里的“小九九”最终得到了兑现。
由此可见，朱莲芬和孔昭棠皆是落败的英雄，仅雷龙的“个人奋斗”圆满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同是以国家大计为念，为什么昔不如今？难道前人太笨，没找到终南捷径？比较起来，不难发现，雷龙确是太过聪明，他懂得含藏懂得利用潜规则，这样的人想不成功都难。再看朱、孔，一旦钻进了他们认定的死理，便一条道走到黑，不栽跟斗才怪。所以我们说，雷龙又是对刚有萌芽的平民精神的一种反动，他重新拣起了被朱、孔扔掉的官帽，主动接受权力的异化，对他来说，以“龙”命名的宏大叙事只是一团迷雾，他眼里盯着的，只有自己的利益。这个时候，所谓公器、集体、大众不过是任人享用的自助餐，只要你的肚皮够大，哪怕把盘子吞下去也无伤大雅。原本戒约朱、孔的传统道德伦理规范全然失效，我们不但割掉了辫子，放开了小脚，也膨胀了心胸，爆炸了欲望，不仅出卖过去，而且透支未来，把自身的冲动和罪恶都扩张到了极致。我们从“愚顽不冥”一下子蜕变成了“新新人类”，“跟着感觉走”，“没有什么不可以，”“无知者无畏”，“敢想大事，敢干大事，不怕你干错，就怕你不干”……中华民族似乎突然如“亢龙”一般亢奋、豪迈起来。
“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确实在发展，飞速发展，疯狂发展，然而一提发展，似乎只是经济发展，好像只有经济发展才是发展，好像只要经济发展就是发展，难道邓小平所说的“发展”竟如此简单？所谓发展难道只意味着经济增长？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法国经济学家朗索瓦·佩鲁便在《发展的新概念》一书中指出：“并没出现什么发展：它表现为一种引人注目的觉悟的提高，一种可能出现的希望，一个继续生存的问题。”同时，他还断言：“……给个人以发展，给人们以自由，使之能在他们所认同并体现于其行为的价值准则下充分施展其潜力，乃是一切形式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他的这种说法与马克思如出一辙，《共产党宣言》就曾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人类真正的发展，仅一个经济增长还远远不够。昂
那么，我们是否还有希望，我们何时才能过上好日子？正如《龙殇》所写，即便深受构陷，罗网交织，也还有朱莲芬、孔昭棠、沈玉睫这样的敢于批逆龙鳞的人，尽管他们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先天不足，但是毕竟“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如鲁迅所说，中国自古以来就不缺少这样的“筋骨和脊梁”，缺少的只是“培养天才的泥土”。
我们的《国歌》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龙殇》所能警示我们的，大概正是某种危机，它让我们看到的，也许正是某种“大希望”、一条“新生路”。
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的还是文化与发展自然而然地共荣共生，需要“创造出一个人人都有价值，各种人类潜力都能得以实现的环境”（昂山素季语）。总此，《龙殇三部曲》组成了冲洗民族心理的三个暗箱，至于“龙”在何处，何以为“殇”，相信每个读者都会自有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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